：3月28日，是新中国汽车工业创始人饶斌诞辰100周年。届时，中国新老几代汽车人将在北京隆重集会纪念中国汽车史上这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饶斌，做过一汽、二汽的第一任厂长，亲手造出了解放、红旗和东风汽车。80年代，饶斌老骥伏枥，组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并任董事长，推动了中国汽车业的全面改革开放与复兴，并为轿车工业的起步勾画了蓝图。
本文作者李安定，当时是一位年轻的新华社记者，采访制造业。从1981年到1987年，见证了中国汽车改革开放的推进中，饶斌运筹帷幄的一次次冲击与挫折，并与饶斌成为忘年之交。本文摘自李安定所著《车记——亲历轿车中国30年》。此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老骥伏枥
80年代初，饶斌离开二汽，到北京担任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我在新华社分工机械工业的采访。那时候，媒体不多，专门跑经济部门的记者更少，我每天泡在被采访单位的时间，远远比待在办公室的时间要多。与眼界开阔，观点犀利，又待人平和的饶斌部长成为“忘年交”。
1982年春节刚过，一个阴云漫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一机部，在电梯里遇到饶斌部长。
“今天刚收到国务院发文，批准成立汽车工业总公司。我找了几位同志一块儿议一下，请你也来听一听。”走下电梯时，饶斌对我说，“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你们记者是不是这样说?”
后面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也激发了我的一种使命感——用新闻之笔记下中国汽车的编年史。没想到，这种使命感整整伴随了我30年的新闻生涯。
在这个历史时刻，他穿了一双带补丁的布鞋，一身蓝灰色“的卡”中山装。尽管年近古稀，他依然身材魁伟，胸挺得很直，中分的灰白头发很有特色地向脑后梳去。不管装束如何俭朴，命运如何变幻，他总是风度翩翩。
1982年5月8日，饶斌转而担任新组建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的董事长。在饶斌的领导下，处于调整中严重滞销的汽车市场在80年代终于获得积极开拓。引人注目的是，饶斌指挥全国汽车行业打了一场跃上世界水平，改变“缺重少轻”的大战役。
干了大半辈子卡车的饶斌对我说过，没有轿车的汽车工业，只能是一个跛足的产业。中汽公司起步之初，他就坚定地支持上海通过引进技术，改造老“上海”，建立现代轿车业。面对主管部门的重重阻力，饶斌想到把生产轿车的报告直接交到邓小平手上。并且提出了建立合资企业生产轿车的设想。
1982年6月，邓小平在中汽的报告上明确批示：“轿车可以合资”。拿到邓小平的批示那天，我正好去了饶斌在中汽公司三楼朝南的办公室，看到老人的脸上带着多日不见的笑容。
【图为1979年，为上海轿车项目，饶斌(左四)带队第一次考察德国大众】
梦在轿车
在饶斌的奔走下，北京吉普和上海大众两个合资企业得以建立。
80年代，中国市场的最大需求是官车。大众方面曾考虑提供奥迪100，但是力主选择桑塔纳的正是饶斌。他在各种场合呼吁，中国真正需要的车型，并非奔驰那样的豪华车，而是一款省油、廉价又安全的汽车。作为四门轿车，桑塔纳结构简单，大小适中，适合公务用车和出租车的多种选择。直到今天，我不认同引进车型一定要加长的“中国特色”，大概就是当年受了饶斌的影响。
德国大众当时的董事长哈恩博士后来谈到他的谈判对手饶斌时说：“他是一位天才的工程师、聪明的管理人和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尽管我们出身和经历相差悬殊，但是彼此很快就找到一种人性的联系。”
1987年夏天，轿车发展研讨会在十堰车城宾馆举行，饶斌与会。会上，众人对建立轿车工业的模式见解产生了分歧。我约请已经退居二线的饶斌作一次长谈，谈谈他的见解。而后因为我有事要提前回北京，抱歉地去改约。他笑着说，没关系，来日方长。轿车，这才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篇大文章。
没有想到，我们十堰一别竟成永诀。
七月中旬，饶斌到一汽参加解放141卡车换型庆功大会。会上，他突然激动地讲起了轿车：“我老了，无法投身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三次创业。但是，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实现我们几代人的中国轿车梦。”
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晶莹的泪花，他哭了，老泪纵横。
“淬火”年代
1953年7月15日，长春孟家屯。在一片日本关东军残杀抗日志士的细菌部队的废墟上，英姿勃勃的饶斌把第一锨黑土抛向奠基石。奠基石上镌刻着两行红字：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毛泽东。
中国关注着一汽，从各地送来数千名干部，一些年轻有为的“县太爷”在这里只是一个科员。这是一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学院，饶斌是院长也是学生。他的口号是“摘掉外行的白帽子”。他在大学是学医的，却请专家做老师，用每天后半夜的时间，啃下十几门企业管理、汽车工程课程。一汽大工地成了建设、读书的不夜城。30年后，全国许多厂长、省长、部长、中央委员的履历表中，都有在一汽那一段“淬火”的经历。
1957年7月15日，第一辆解放CA10四吨卡车驶下生产线，接着，是第二辆、第三辆，一直到30年后的第100万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饶斌的陪同下，先后站在这条生产线的终端。
1958年，“超英赶美”的口号掀起“大跃进”的热潮， 3月，饶斌接到了中共中央直接下达的任务——立即生产小轿车。
饶斌带领一汽人创造了奇迹，，短短23天后，“东风”轿车诞生。5月中旬，饶斌亲自驾驶着“东风”，驶进中南海。毛泽东拉上林伯渠老人一起乘坐东风轿车转了一圈，下车后感叹：终于坐上我们自己的小汽车了。
饶斌接受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立即试制供中央领导人乘坐的高级“红旗”轿车。他把全厂职工发动起来，把全部图纸悬挂在大礼堂里，张榜招贤，抢图试制。几天里，3400张图纸被能工巧匠一抢而空。一个月里，装有宫灯式尾灯的“红旗770”一炮打响。
1964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过后，毛泽东说，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于是，这年的11月，饶斌被调往神农架下崇山峻岭中的十堰，二次创业。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愚昧与狂热造成空前的人性泯灭，饶斌被罚跪、吊打，脖子上挂着细铁丝拴着20多斤的大木牌进行批斗。整整10年，他时而挨整，时而又被拉出来工作，在“革命”的洪波里沉浮。
直到1977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一年以后，饶斌才真正当上了厂长，组织了东风五吨民用卡车的定型。
最后的交谈
1987年7月底，正是闷热难当的盛夏，已经离开中国汽车工业领导职务，年逾七旬的饶斌，带着壮志未酬的紧迫，匆匆赶到上海，去几家零部件厂调研。
从十堰参加轿车论证会回来不久，他听说，有人报告北京，上海大众的德方拿桑塔纳零部件质量问题刁难我们。饶斌，这位在汽车工业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人，已不那么气盛。他说，生产桑塔纳，是中国建立现代轿车工业的入学考试。要先吃尽苦头抓质量，最后尝到的才是甜头。
与德国大众合作生产桑塔纳轿车，当年是他拍的板儿。他的初衷，就是要逼出一个不是由中国人关着门说了算的，而是世界公认的高水平。
7月30日，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约定当晚在衡山宾馆宴请饶斌。50年代，饶斌在一汽做厂长，是江泽民的老上级。下午，饶斌把自己关在衡山宾馆的房间里，草拟一个谈话提纲。虽然是退下来的人了，他并没有把这次会见看作一般的叙旧。据后来看到这份提纲的王荣钧说，这是一个上海发展轿车工业的全面设想。那晚，江泽民陪饶斌回到宾馆房间，两人谈到很晚，谈了汽车，也谈了自己事业上的苦衷，最后他把江市长一直送到电梯门前。
第二天，人们就再也没有看到饶斌起来，江泽民是最后一个和饶斌谈话的人。
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饶斌在医院昏迷一个月，于8月29日与世长辞，终年74岁。在撰写新华社播发的饶斌生平时，我按官方的提法，称他是“中国汽车工业杰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外国人把他称作“中国汽车之父”。
饶斌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