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河南禹州农民时某为逃避过路费，拿着两套假的军车牌照营运，8个月后东窗事发，“杯具”降临。时某的两辆车被认定在2008年5月4日至 2009年1月1日，共计通行2362次，逃费金额为人民币368.2万余元。因逃费数额特别巨大，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时某无期徒刑。

       这宗个案在网上引发了一边倒的质疑，网民批评的焦点并不在时某有罪还是无罪，而在罪重还是罪轻。用假军车牌照逃避过路费，性质不可谓不恶劣，因此获罪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逃费2362次就获刑无期，普通公众难以理解和接受。

       从司法审判来看，这样的判罚或于法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4月17日正式施行)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诈骗罪定罪处罚。而诈骗罪和盗窃罪一样，均属财产性犯罪。犯罪数额对财产性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又起着关键的作用。

       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的规定：个人诈骗2000元以上的，就属“数额较大”;诈骗3万元以上的，则属“数额巨大”;诈骗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时某的诈骗金额若定格在368.2万余元，则单纯从法律来看，无期徒刑也属正常。

       问题就在于，368.2万余元的“犯罪金额”从何而来?据报道，时某的两辆车偷逃过路费的时间是在8个月内，免费通行高速公路是2362次。如此平均下来，一次就偷逃了1558.8元。而假定时某的两辆车天天运营，偷逃的费用摊到每天竟然高达1.5万余元。这真可称得上是一条黄金铺就的“致富高速路”———只不过，是收费公司的致富路。

       据时某交待，跑了几个月大约挣了20多万。尽管时某自称的赢利数据还有待核实，但若完全依法缴费、依法营运，不但无利可图，还会巨额亏损。这再次印证了某些地方“不超载不逃费就无法赢利”的说法。

       这也是为什么新闻中提到，时某的车通常情况下会超载150%左右。而“超载”又是否成为天价“犯罪金额”的原因?时某的过路费何以从空车收费200元变成一次1558.8元?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向公众解释。这毕竟关系到时某量刑是否得当，以及财产追偿等关键性问题。

       而网民对“时某诈骗案”这宗个案的质疑，另一方面指向的是公路的不当收费和不法收费。而这一社会问题，对于个案的法官而言，恐怕是不堪承受之重。

       当下各地高速公路收费之高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更令公众忧心的是，各地不合法、不合理的公路收费屡禁不止，屡清不绝。国家审计署2008年公布的一份审计报告曾指出，7省(市)提高收费标准，多征收通行费82亿多元;12省(市)的35条经营性公路，由于批准收费期限过长，获取的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比照时某以假军车牌照诈骗“通行费”获刑无期，上述违法、违规收费，又当如何论处?

       时某的诈骗行为需要依法惩处自无疑义，然而，在很多“过路费”滥收不止的背景下，偷逃368.2万余元的“过路费”又如此违背常识，有关方面如果不能及时澄清，那么这一审判的公正性将会继续遭受公众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