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市民步行经过西二环一座立交桥。

       从拍卖牌照到摇号限购、尾号限行，在中国最早始于1994年的各类治堵政策出现至今已18年有余。这些当初多被用做“过渡性措施”的政策在这 18年里无一被废除，而是全部沿用到现在。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各大中城市交通状况的持续恶化，这些以“限”为主的治堵措施不仅取消无望，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18年治堵“限”字当先 “过渡措施”成常态

       上海是中国最早利用限制措施解决交通拥堵的城市。

       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上海从1994年首度开始对新增的客车额度实行拍卖制度，对私车牌照实行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政策，购车者凭着拍卖中标后获得的额度，可以去车管所为自己购买的车辆上牌，并拥有在上海中心城区(外环线以内区域)使用机动车辆的权利。

       尽管上海市交通管理局不止一次强调，上海的私车牌照拍卖制度是过渡性政策，将随着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的发展而“最终淡出”。与此同时，上海的牌照拍卖制度也遭遇大量争议。此前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曾起诉上海市政府，质疑上海私车牌照拍的合法性问题。然而时至今日，上海的交通状况并未获得明显缓解，牌照拍卖制度不仅没有取消，拍卖价格却一再创下新高。10月20日中午结束的上海2012年10月份私车额度拍卖结果显示，10月上海私车牌照平均中标价达到66708元，创下历史新高?

       与之情况相似的还有北京。

       北京自2008年10月11日起试行的尾号限行措施从一开始也号称是“临时过渡”措施。然而在经过2010年和今年两次顺延后，这一措施也将至少实行到2015年。而在限行措施尚未结束之时，北京又从2011年开始了更为严厉的摇号申请车牌政策，试图利用控制车牌数量的方式来控制北京市机动车总量。10月15日，北京市交通委又表示，将启动2013年保障交通畅通措施的研究，其中会评估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可行性。

       而国内另一大机动车保有量较高的城市广州则在继7月实行限牌政策以来，近日又传出即将实行限行政策。而就在不到1年前的2011年8月，广州公布的治堵新方案中提到的治堵方案措施除了扩大货车交通管制之外，几乎对限牌、限行等措施只字未提，甚至有媒体刊发《广州治堵：不限牌不限行不收费》标题文章来形容这一新方案。其它类似成都、贵阳等二三线城市也纷纷加入限行、限购大军，显示出各地方政府已经下定决心在“限”字上不断加码，将解决拥堵的希望押宝于此。

       　一味限制给市民带来不便 被指管理水平低下

       “限”字当头的治堵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状况，但由于机动车保有量仍在不断增加，通过限制产生的治堵效果正逐渐消失。

       据新华网10月24日报道，有专家表示，一方面，治堵措施“加码”说明了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捉襟见肘”，缓堵措施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事实证明一些限制性治堵措施实施后，可能引发新一轮买车热潮。

       同时，一味依靠限制性措施治堵也引发各界对有关部门管理水平的质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分会常务副理事长苏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临时限行措施表面看能缓解拥堵，其实暴露出来的是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限行”有转嫁城市管理责任之嫌。市民在特定时段或区域的确需要开车，硬性的限制会给市民带来很多不便。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所长薛美根则认为，机动车的快速增长，不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全部原因，这其中还关系到包括城市规划、公共交通网络建设、政策的引导、参与者的文明程度等等。有北京市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认为，在造成交通拥堵的各种因素中，交通不文明行为占到了两成到三成的比例。

       同济大学副校长，上海市交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杨东援认为，推出限行政策的合理性前提，在于能够提供被优先发展的公交系统作为出行替代，否则一面不允许有车族开车，一面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公交资源，缺乏合理性。他认为，不能只盯着“限牌”“限行”“限购”，否则边际效应会递减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