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治理16年来，目前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高达1500亿元-2000亿元。民众期待改革的声音更是一浪高于一浪。而已有的几种改革模式也屡屡招怨，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去触碰特权。分析人士称，如果体制不改，公车改革也不可能奢望有实质性的突破。
坊间流传，在京城的许多交警手里，有一个车牌号码清单需要牢牢记住，也许不经意间，就会错拦下一辆高级官员的车。
同样在一个地方城市，重要人物的车牌号码也是当地交警们需要做的功课。
显然，在中国人眼里，公务车可以作为一种公权力的象征，也因此总是吸引普通公众的关注。在改革了16年之后，公车改革的消息又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
公务车开支有增无减
位列三公消费之一的“公车私用”，一直是公共行政治理的一大顽疾。公车需要改革，早已是达成社会共识、毋须细说的问题。可面对从公共财政中源源流出的公车消费支出，尽管治理手段花样百出，可公车治理之难，16年来仍旧寸步难行，结果却是愈演愈烈。
11月初，央视披露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占本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且主要集中在城区，极大占用了本就稀缺的道路资源。在北京挖空心思治堵的当口，这一信息耐人寻味。
近日又有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已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调研工作，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或全部取消。然而，国家发改委对此回应称，近日媒体的报道是引用了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关于公车改革的提案(即在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的《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正在起草一份关于公务车改革的声明，近日将对外公布，但还并没有新的关于公车改革的文件出台。
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6个年头。然而现实是，迄今为止，这项改革仍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头绪。据有关统计数字，早在“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在社会强烈呼吁下，公车改革在2003年前后正式启动，各地纷纷采取了“卖公车、发补贴”的办法。然而，汽车在政府采购物品中始终占据前三位，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600多亿元，2006年则将一举突破700亿元，占财政部预计实现的3000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近1/4。
近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20%，约是GDP增速的两倍。这就大大增强了公车的消费能力。尤其是一些原先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在地价高涨的今天，土地收入的增长确保了公车消费能力的增长。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据统计，社会上私家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是0.82万元，而党政机关单位公务轿车则高达3万元以上，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有的部门和人员还采取虚开加油、维修发票等手段，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是福利还是特权?
中国的公车问题非常具有中国特色，购买时超编超标配置，使用时公车私用，维修保养费用更是高得离奇，无论是从购买、使用还是事后的维修，公车都在吞噬着公众的利益，因此，民众期待改革公车的声音一浪高于一浪。
评论人士称，倒不是民众对公车改革格外挑剔，从“辽阳市弓长岭区书记区长一年享受8万车补待遇”这类公车改革之怪现状就可看出：一些地方的车改不是为了公共财政节约行政支出，而是将公车福利直接变现，车改变成了“赎买”。通过改革，本来备受质疑的公车使用，反倒利用货币补贴这一政策合法化了，公共资源不仅成了“唐僧肉”，甚至还成了某些地方公车改革的一大成果。动谁，也动不了特权者的奶酪，这样的公车改革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据了解，在绝大多数国家，对公车的配备及使用都有非常严格的范围。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近一两年德国、法国都曾出现政府部长因公车私用，迫于社会舆论压力而辞职的事情。我国香港特区前特首董建华离任后的当日，便不再乘坐公车。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民生活还远不富裕、人均GDP排在世界百名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官员的公车消费水平却居世界前列，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特权泛滥。
与国外相比，尽管我国国内的许多地方都有所谓的“条例”、“规章”、“措施”等等，却没有一套自上而下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对于公车私用者，也往往采取“民不告、官不究”的消极处理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公车私用行为的泛滥。
